《技术塑造美国？》大卫·诺贝尔 著 陈劲 姜智勇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技术决定论的观念始终宰制着人们对工业革命的一般认识。技术的革新被看作工业化的主要成因，工业化的整个过程被视为纯而又纯的技术革命。然而，新的发明、新的工艺流程以及科学发现的新应用本身并不足以支配生产的变革。如果不能与社会关系的变革，尤其是劳动力组织的变革结伴而行，技术变革往往会被现有的社会结构消解殆尽。如此一来，技术变革不仅可能与社会变革背道而驰，甚至可能被用来巩固现有力量与特权的分配。
社会变革奠基技术革命性
仅以中世纪的诸般技术改进为例，比如马轭、风车和锯木厂等，它们并未颠覆或者削弱封建贵族的统治地位。相比之下，18世纪和19世纪的技术变革则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是因为后者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当时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既包括推翻专权、打破贸易的重商主义枷锁，也包括无地无产阶级的崛起、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彻底分离。这些剧变为工厂制度铺就了基石，使手工生产成了明日黄花，为新型生产创造了全新的、有益于其发展的政治气候。
在此之后，资本主义者先是剥夺了劳动者的财产，又逐步剥夺了他们的技术知识，最后终于宣布自己对生产的全盘控制。这是工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大卫·诺贝尔这部著作研究的主题。在现代科学的成果被应用于工业生产之前，生产流程首先要被分解为数百道工序，并由不同的工人来完成。这些工人不再对一道工序与另一道工序之间的联系了然于心，因此无法控制整个生产流程。由此可见，是社会创新为技术创新铺就了基础，工业技术的先驱者们同样在社会工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正是基于这些现实，诺贝尔坚称，技术只能被视为一种“社会生产”。职业工程师们不仅应该被视为应用科学的专家，还应该被视为社会关系管理的行家里手。诺贝尔清晰梳理了工程师职业的起源——它发轫于车间实践与校园探索；剖析了该职业中“学院文化”一派如何成功将学历转化为入职的硬性门槛；揭示了大学培养的工程师如何以深奥的理论知识取代传统经验法则，并借此建立起职业领域的独占地位。工程的专业化和工程教育体系的建立，作为高等知识的一脉获得了广泛认可，更在企业和大学之间造就了一条纽带。直到今天，这条纽带仍然是牢不可破的。得益于此，企业把生产的一部分次级成本转移给大学，不少大学甚至获得企业的部分或全额资助。随着内部研究与自主人才培养的早期尝试（在电气行业尤为突出）遭遇越来越多批判，这些模式逐渐被一场“合作”运动取代——这场运动将学术教育与工业实践训练深度融合，而这本身不过是迈向“现代综合性大学分担产业责任”这一整体构想的过渡步骤。
工程师绑定生产体系有违理性
现代管理中的技术知识正在日趋集中，因此，劳动者的技术知识被剥夺就成了现代管理向前发展所产生的一种顺理成章的结果。科学管理运动把生产分解为多道流程，让劳动者沦为机器的附庸，与之相伴的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数量的极大增长。这一增长是为了从整体上监管生产过程。老派企业家们对企业的绝大部分运营了如指掌，如今，他们纷纷让位给大学培养出来的产业管理者。后者通常是科班出身的工程师。对于“工程师向管理者转变”这一现象，人们往往习惯性将二者视为毫无交集的不同群体，但诺贝尔的分析从根本上破除了这种认知误区。工程师群体未能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恰恰是托斯丹·凡勃伦（美国经济学家）在预言“管理者对利润的追求会与工程师对技术效率的追求发生日益激烈的冲突”时希望看到的。相反，工程师们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专业技能为一整套生产体系服务。从局部细节看，这套体系具备高效性；但从整体趋势看，它却呈现出极端浪费与非理性的特质。
谈到这种横扫一切的非理性，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工业体系对军费和战争支出的依赖。正如诺贝尔所指出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工程师们并没有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一场文明的浩劫。在他们眼里，这场大战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因为它把工程师的种种构想变成了现实——它让企业、大学和政府结成了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对此，诺贝尔做的并不是道德上的说教，而是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一幅仿佛超越现实的战争场景：作为这场战争的参与者，这些人用一种诡异的轻松心情来感受它的恐怖”；这种战争崇拜的蔓延，或许是对工程师主导的生产体系最有力的控诉。
著作对工业社会呈现新洞见
尽管如此，诺贝尔最后还是把判断留给了读者。这部著作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极尽深刻，然而作者并没有用左派的虔诚信念来冒犯读者——就像许多激进学者经常做的那样。这部著作反映了左派学者新的成熟状态，这种新的严密和超然正在悄然改变整个历史学界。一些学者的著作，例如卡罗尔·格鲁伯的《战神与智慧女神》、斯图尔特·尤恩的《意识领袖》、哈里·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以及大卫·诺贝尔的这部《技术塑造美国？》，都在极大丰富着我们对20世纪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历史的认知。
这部新作的影响力还未得到充分展现，一旦其价值被充分发掘，此前各类解读的粗浅之处将暴露无遗，更会清晰揭示传统研究中人为划分经济史、社会史与政治史界限的做法是多么徒劳。而新近解读揭示的正是这些发展脉络的深层统一性：技术变革中暗含的社会变革，广告作用下美国文化的转变，以及产业与教育相互依存催生的变革。有时，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本身几乎麻痹了人们试图理解它的雄心壮志——20世纪60年代便是如此，尽管人们普遍将那十年定义为“激荡的年代”。到了70年代，理解工业秩序的决心再度觉醒——人们想要揭穿它的种种假象，揭开其神秘面纱，而从诸多层面来看，这一觉醒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最振奋人心的成就之一。
（作者为美国历史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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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里斯托弗·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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